傳統上，根據權力分立的觀點，多數認為應該讓政治部門(在歐盟通常是執委會)就是否發動預防性措施做出決定，這是政治部門的政治責任，司法部門(歐盟法院)應該尊重政治部門的判斷[1]。因此，司法部門僅就政治部門的預防性決定做程序性審查。這樣說來，就這種低司法審查密度，似乎法院不需要了解預防原則所牽涉的科學爭議，就是否可足夠的科學證據顯示，預防原則所欲對抗的風險是不確定的(發生率或損害範圍無法預估、控制或確定)，進行審查。
然而，歐盟法院在Pfizer一案中，確實實質地針對科學爭議進行審查。並且，即便法院僅就程序進行審查，難道對歐盟執委會可能使用不具科學效力的證據(不符合基本的科學原則、方法)置若罔聞? 或任由執委會使用不具科學效力的證據發動預防原則，或甚至自任科學專家，片段摘取專業委員會的科學報告自為解釋(Pfizer一案中，科學委員會的結論是無 “立即 “ 風險)? 這樣是否將造成預防原則的濫用? 須知預防原則一旦發動，往往關係一個產業的存亡，人命當然關天，但即便是針對不確定風險，該有的科學證據蒐集豈可不慎。因此本文以為，歐盟法院至少就政治部門使用的科學證據是否具科學效力一事，進行實質審查。
由於法院是由非科學背景的法官組成，如何有能力就科學證據是否具科學效力一事進行實質審查? 通常的機制是使用專家證據。根據研究發現，法官與專家證人的對話往往是平行線，法官自己沒有意識到，針對不確定風險向專家要一個涉案風險客體是否安全的答案，本身就是一種矛盾。更甚者，不僅聘用專家耗時，當專家們的意見不一致時，法官將如何做出決斷? 因此，使用專家證人也許並不能真正有效解決此一問題。
解決之道也許在於: 讓法院真正有能力審理專業、科學爭議。仲裁的經驗告訴我們，仲裁不同於法院，可以挑專家當仲裁人，但是不僅公法事件的可仲裁性受質疑(雖然晚近投資仲裁就是這樣幹的)，仲裁結果未必為法院接受。WTO的經驗告訴我們，專家小組(Panels)負有創意的報告，往往被上訴小組推翻，因此一個專業法院的組成，不僅要有彈性(可以吸納不同專家)，還要符合歐盟法前例，尋求歐盟終審法院(ECJ)的支持。綜上，我們有如下構想:
在歐盟第一審法院程序上，列出平行的類仲裁程序(一如WTO也可以用WTO版的仲裁)，兩造中有一造同意，即能使用該程序，取代歐盟法院第一審，不服僅能就法律爭議向終審法院上訴。
- 事先由歐盟各國代表組成委員會，選任專家組成兩個資料庫。
- 仲裁之組成:三位仲裁人，一位可以從二十七位(代表二十七個會員國)歐盟第一審法院(General Court)法官 選出，確保歐盟法前例之延續；一位保留給專家；另一位保留給跨領域專家(在食品安權爭議中，最好是律師又有食品安全專業背景)。
- 兩造可自行或強制由抽籤決定，一造推選法官擔任仲裁人，另一造推選跨領域專家擔任仲裁人，兩造合意選任專家，若未能於兩個月內合意選出專家，歐盟第一審法院院長將由資料庫中選任中立、無利害衝突、專業符合的專家擔任仲裁人(仿WTO強制選任專家小組成員)。
- 仲裁程序須於一年內終結，仲裁程序可由兩造合意採歐盟法院程序或其他國際爭端程序(可以思考是否限定，本文以為完全用歐盟法院程序也並無不可)。
此一制度在確保:
- 程序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的要求，在合理時間內完成，減輕歐盟法院的負擔。
- 藉由專家的加入，充實法院的專業審理能力，更能有效使用專家證人，又無須多設特別法院。
- 跨領域專家，將扮演法律專業法官與專家間的橋梁，讓優質的內部評議對話，形成符合專業的判決。
- 仍然保留專業法官參與，意在爭取歐盟法之延續，爭取仲裁結果被承認，被終審法院維持。
你覺得呢? 本文作者仍在尋找文獻支持，但不知國內的專家參審制是從哪冒出來的。歡迎評論，這只是一個構想。
現代社會是高度專業分工社會，法官除了法律，不可能甚麼都懂，也不可能所有爭議都走私人仲裁代替。因此，一方面適時引進專家參與審判，幫助法官了解事實，另一方面保留法官參與審判，維持用法之正確性，或許是此一制度可值思考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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