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itology 的故事---> 不只是法律保留 (歐洲整體公法秩序的一環)

當歐體條約誕生時，會員國意識到，條約的實踐勢必將交由委員會(Commission)制定第二級的歐盟指令或規則來落實，並由會員國據此執行。因此，委員會是歐體條約中實際的行政機關。

然而，由部長組成的理事會(當時的最高機關)，儘管明白授權勢在必行，但是對於光是以" 授權明確性 "此一機制，來控制委員會的二級法令，缺乏信心，也不認為司法審查可以真正有效控制委員會的二級法令，因此理事會創造了comitology committee。

Comitology committees 是由各會員國的代表組成，依據不同管制領域，各會員推派自己的代表(例如公共衛生議題，就可能是由衛生部門派出代表與會)與會，代替理事會審查委員會提出的二級法令。

雖然，本質上，Comitology committees 是外交場域，由各國代表組成，容易淪為各會員彼此交換籌碼的場合，而不是為了聯盟整體的利益而努力，特別是若干法案對特定會員國有重大影響時。然而，實證研究顯示，由於各國代表長期透過參予Comitology committees會議，彼此合作審查法案，不僅形成良好的默契與合作氛圍，傾向以合作取代對抗以解決共同的問題，提出共同的方案，也能適時向歐盟委員會反映個別會員國特殊情況，與該法案之不適當處。

由於，Comitology committees 是由各會員國的行政機關代表組成，其審議不同於議會，本身較具有專業素質，並且與歐盟委員會協商後推出的妥協方案，也較能為會員國所接受，並據以實踐。這裡充分體現以合作取代上下命令式的治理模式。

然而，隨著歐洲議會的角色越益重要，議會希望取代Comitology committees，監督歐洲委員會得二級法令，同時委員會也希望藉此擺脫Comitology committees的束縛。因此，在里斯本條約通過後，Comitology committees的審理範圍被大幅限縮，僅能審查 implemneting acts, delegated acts 則必須交由歐洲議會審查。

值得關注的是，其一，如何區別 implenetiung acts and delegated acts, 條約中沒有明確規定，目前已是法律保留歐盟版的熱門議題。 其二，統計指出，目前每年歐洲議會只通過三百多個法案，但是Comitology committees卻對三千多個授權下的二級法令作出決議，歐洲議會將如何承擔移轉而來的工作量。其三，從歐體條約迄今，Comitology committees從未出現在條約文本中，卻成監督制衡機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，從廣義的憲政實踐角度來說，固執於文本主義，往往會與現實脫節，憲法會根據實際需要成長與演化。

最後，台灣固然缺乏這樣的機制，但是隨著外交事務性質的轉變(幾乎每個部門都有可能與外國簽訂雙邊合作協議)，我國法律過去對行政機關的寬泛授權，是不是應該有所限制(不動到法律，卻對人民生活影響重大的國際協定太多太多了)，是不是應該在國會中有一個持續與行政部門對話的機制，監督行政部門如何具體落實或執行法律，如何與外國進行談判，避免行政部門透過空白支票授權，將許多實質性規範要素(甚麼東西叫做重要，應該是一個流動性的概念，歐洲議會當年也質疑過，為什麼我們不能直接干涉BSE，複製動物食品)，逸脫民主的控制機制，而假談判之名。